以托尔斯泰一贯的长篇小说厚度，这本中篇小说可谓“平易近人”。故事很简单，沙俄时期的法官，伊凡·伊里奇，他出身名门望族，自幼年时便用心经营仕途。他一生追求体面，以上流社会的是非为是非。娶妻、生子、升迁，过着一般人所理解的美好生活。然而他却在壮年患上肾病。小说由伊凡死亡开始，回顾其一生。本文将围绕“虚伪”、“死亡”这两个关键展开。除了一个乡下来的老仆，没有一个角色不是处处透着虚伪。这又怨得了谁，虚情来，假意往，这种近乎洁癖的上流体面，本来就是伊凡自己所向往的生活。例如伊凡的同侪法官得知其死讯，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会对“自己或其熟人的升迁有何影响”。他们口里吐着悼念之辞，心里想着的却是“幸亏死的人是他，而不是我。”法官同事施瓦尔茨表面庄重严肃，在丧礼上却是轻佻浮躁，不时和同事打眼色议论死者：“伊凡·伊里奇处理得乱七八糟，我们俩处理起来才不会这样呢！”主角伊凡平日彬彬有礼，其中原因并非源于其道德修养，而是出于对身份地位的自觉。“对于那些听命于他的人，他乐于以礼相待，几乎可说是与他们称兄道弟，他喜欢让人觉得他有权发号施令但却待人和善、易于相处。”其实他不过只是不愿意弄脏双手，这是在得体之下暗藏警告，让对方切勿“敬酒不吃吃罚酒”。这种表里不一的态度在书中成为了社会的普遍特征。法官在口里为死者致哀，手也忙着在胸前划十字，心里其实巴不得一切立即结束，好让他能赶上晚上的牌局。法官如此，医生也如是。伊凡因为肾病而求诊，医生的装腔作势，他都非常熟悉，一下这里敲敲，一会儿哪里听听，一会儿又要求病人给出一些明显多余的答案，这一切都和伊凡自己在法院里的情况一模一样。他平日怎样在法庭的被告面前装模作样，这位名医也是如此在他面做作，对每个人的处理方式都一样。伊凡在医生那里得到的，不是其病情的答案，而是一面镜子，照见其一生胡作非为的报应。托尔斯泰对这种虚伪的生存状态的刻画可谓细致。当一个人习惯了口是心非，就连面对死亡时，也只能以苟且懦弱的方法欺骗自己。“当他没事烦心时，他还可以欺骗自己，但只要与妻子发生不愉快、工作不顺心、打牌手气很差时，他便立刻感受到强烈的疼痛”。然而他实在过于自负高傲，作为一个在事业上扶摇直上的法官，他在法庭里的权力令他坚信自己有权掌握生死命运。病情虽日益严重，他却依然痴想：“看来我就快要改善这不好的情况了，我会克服、等到成功，全赢。”一切都是自作自受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如此个性，伊凡的家人亦是不遑多让。所有人都不打算和他分担痛苦，但是口里却总是对他关怀备至。所有人不知何故都对他说谎，说他只是生病了，不至于死，只需要保持冷静，好好治疗，到时就会有好消息。他们不愿意承认，包括伊凡自己也知道──他情况很差，他们还想对他撒谎，而且还强迫他也加入这场骗局。谎言，这个在他临死前被编造出的谎言，贬低了隆重、可怕的死亡，使它无异于所有的探访、窗帘、午餐的鳟鱼肉……伊凡的家人不承认他已经危在旦夕。因为一旦他们承认了，他们就需要在心理情感上支持他、安慰他、照顾他，需要和伊凡一起承受这场苦难。对一群“体面”惯了的人，“洁癖”惯了的人，这无疑是沉重的额外负担。敷衍、谎言、虚伪，成为了对他们最无害的方法。全书也由此对死亡进入了更深入的探讨。死亡是如此切身而又无法解决的难题，以致于人们很多时候都难以应对。又或者说我们许多时候自以为对症下药，实际却只是在死亡面前答非所问，一脸严肃，插科打诨，更要命的是，对自己的举措根本毫无自觉。伊凡在最后的日子里终于开始问自己：“你需要什么？”他给自己的答案是“不受痛苦。活下去。”然而他知道不对劲：怎样活下去？“像你以前那样生活，既舒服又愉快吗？”。循此一直往前追溯，他发现“那些愉快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，现在看来已不再像当时一样美好了，除了最早的童年回忆以外。”既然快乐是如此虚幻又遥远，他便要求死亡给出原因。为什么是他：伊凡·伊里奇。他觉得命运对他不公平。他要求一个说法，像法庭要求一个公正合理的裁决。“为什么要受这些痛苦？”“就是这样，没有为什么。”的确，每个人的死亡自有千百种原因，但人终有一死，生来注定的，无可抗辩。人本身就无法抵抗死亡，人只能选择怎样去过自己的人生。当然生而为人，日常大小事物，我们是否真能自由选择，那也是值得怀疑的。然而伊凡领悟到：“会不会我这辈子，自我有意识以来的生活，事实上都‘不对劲’。”但一切已经太迟。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虽然篇幅短小，能够将死亡带给人的焦虑、生死意义、面对死亡的傲慢欺瞒和领悟一一贯穿，此为本书引人入胜之处。托尔斯泰这本小说，其实很值得和古罗马的塞内加：《论生命之短暂》对读。二者讨论的问题不仅相似，而且都是行文准确且优美，毫无废话之余更是处处开门见山，和盘托出作者的洞见。本文作者：书尔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