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“桥”四重奏（BridgeQuartet）最初成立于年，除在国家大剧院规律性演出，也穿梭于珠海、深圳、上海、杭州等地进行巡演。贝多芬的《降B大调第七号钢琴三重奏“大公”》和舒伯特的《A大调钢琴五重奏“鳟鱼”》是他们的规定曲目。有理由相信，就像乐团的名字“桥”一样，他们试图建构一座桥梁，把“贝多芬”和“舒伯特”链接到都市喧嚣的生活，嵌入音乐潮流无穷嬗变的当下，从而找回一种古典的庄严。4月5日，“桥”四重奏成员——第一小提琴陈述、第二小提琴杨瑞、中提琴郝学嘉、大提琴张晟联袂钢琴家姜波强，低音提琴演奏家刘怡枚于国家大剧院小剧场继续上演他们的“鳟鱼”与“大公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年4月，钢琴三重奏“大公”首次在维也纳公演，距今整整年，这种有意无意的安排，也为本场音乐会增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。音乐会上半场的“大公”从头到尾都是在一种端庄的氛围中完成的。乐手们将表演的重点放置在精致的呼吸处理、严谨的节奏把控与精准的力度把握中，特别是面对钢琴三重奏松散的乐器特质，提琴和钢琴始终保持呼吸的一致，从而很好地达成了音乐的紧密度。音乐重奏，最大的挑战是钢琴声部与提琴声部交替对话的衔接部分，尤其是三连音之间的空拍填补，直接检验乐团默契与整齐度。本场演出显然经受住了挑战，提琴声部紧紧抓住了钢琴提供的三连音重音，整齐而流畅地填补了后两个音，而随后的声部对调也在节奏上达到了完美的契合。上半场最“抓人”的部分是音乐渐强后的突轻以及恬静后的突强，这使“大公”戏剧性冲突与暗流涌动的情绪起伏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尤其是在短短两拍内，三个声部同时将演奏力度从p推至f，一种与命运殊死抗争的情感瞬间奔涌而出。如果说“大公”的品质体现于对乐谱的严格把控，下半场的“鳟鱼”则重在音乐表现力，乐手将浪漫主义瑰丽的世界完美地呈现出来。因为舒伯特的这首钢琴五重奏与其同名歌曲有着密切关联，特别是“鳟鱼”的第四乐章是直接由歌曲主题写成的变奏曲，同一旋律的重复与频繁的模进转调是作品的一大特色，但对于音乐传达而言，也是不小的考验，因为需要将相同动机的调性对比所刻画的不同心境描摹出来，这在第二乐章中尤为明显。难能可贵的是，钢琴与提琴紧密配合，连续三连音的下行音阶的转调模进酣畅淋漓，以逐渐明显的断奏与愈加颗粒性的音色效果，反复上演鳟鱼与渔夫抗争的画面，与“大公”一样，同样将与命运殊死抗争的不屈灵魂张扬出来。也许，这就是选择“大公”和“鳟鱼”的理由——这两首作品不仅属于贝多芬和舒伯特，更属于逆境和悲情下的贝多芬和舒伯特，它们有着同样的精神内核——“不屈服于命运的抗争精神”。年前，失聪的贝多芬将“大公”作为一生的绝唱，我们聆听“大公”，感受不到任何颓唐与退缩，反而折射出一种宽厚仁爱与英雄主义交相辉映的光亮。作品将情感掩藏在缜密的结构布局与强烈的戏剧性冲突中，通过乐章间巨大的速度反差形成戏剧性的变化。种种独到、细微的处理，都是在揭示命运无常的天道，表达向死求生的哲理。同样，20岁的舒伯特之所以创作《鳟鱼》，显然与“囚徒诗人”舒巴特（诗歌《鳟鱼》的作者）达成了命运的共鸣，对自由的向往与残酷现实的挣扎贯穿全曲。作品刻意淡化曲体结构的“准确性”，奏鸣曲式与变奏曲式的融合、发展部的省略与向外倾斜的浓烈抒情倾向等，都在印证内心情感地位的加强，完成从古典理性精神到浪漫主义的衍变与对话。为什么是“鳟鱼”和“大公”，这既是音乐的话题、艺术的话题，也是人生课题、时代课题，也许这才是我们
